□刘彤 晏静

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独特价值。本文以秦皇岛为例，系统梳理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特质与乡村振兴需求之间的耦合关系，揭示其内在驱动逻辑，以此构建“文化内化—行动外化—系统聚合”的动态作用过程模型，阐明红色文化在经济发展、文化认同重构等方面的多维效应，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提供重要路径与理论支撑。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使文化资源成为提升乡村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撑力量。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不仅蕴含着跨时代的精神价值，也具有塑形乡村认同、激发发展动能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的深层效应。秦皇岛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密集、类型多样，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然而，当前红色资源在秦皇岛乡村振兴中的转化机制尚未形成系统化逻辑，其多维效应的整体性、持续性与区域差异性仍需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秦皇岛为例，分析红色文化资源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为构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区域模式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支撑。

红色文化资源的特质与乡村振兴需求的耦合逻辑

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乡村发展对文化资源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与复合化特点。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本质上是文化资本与乡村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层匹配，也是历史资源向现实动能的价值转化过程。

从价值导向看，红色文化蕴含的信仰力量、使命意识与人民立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方向性支撑。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工程，更是社会整合和价值重建工程。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在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动加速、公共服务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价值认同面临弱化风险。红色文化所承载的革命记忆与集体情感，能够重塑乡村共同体价值共识，增强乡村振兴的精神凝聚力。

从文化形态看，红色文化资源具有高度的可传播性和可体验性，其叙事内容、情感结构与象征意义均具有跨代际影响力。随着文化消费方式从“静态展示”走向“沉浸体验”，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能够形成与旅游、教育、文创等产业融合的多元路径，满足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需求。同时，其独特性为乡村构建差异化优势提供了文化支撑，使乡村品牌建设具有鲜明标识。

从治理需求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强调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路线传统与公共精神，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深层资源。在乡村社会结构重构过程中，重建信任、提升参与度、优化治理秩序是关键环节。红色文化能够作为共同记忆与情感纽带，推动乡村形成认同基础，促进基层治理从“制度驱动”向“文化驱动”转型。

秦皇岛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分布与功能潜能分析

秦皇岛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涵盖革命遗址、纪念场馆、红色故事、人物精神等多个方面。这些资源在空间分布、内容结构与历史价值上呈现出鲜明特点，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从类型上看，秦皇岛的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革命旧址、英雄人物纪念地、抗战文化遗迹、红色交通线节点以及红色教育基地等。诸如李大钊故居、董家口长城抗战遗址、抚宁抗战纪念设施等，均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这些资源不仅见证了革命历史，也构建了秦皇岛区域红色文化的核心格局。

从空间分布看，秦皇岛红色文化资源多分布在乡村地域，如抚宁、青龙、卢龙等县区。这种布局使得红色资源天然嵌入乡村社会结构之中，为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各村落在地理区位、交通条件与生态环境方面的差异，使红色资源的功能开发在区域之间呈现不同层次和方向。

从功能潜能看，秦皇岛红色文化资源在产业、教育、治理和文化传承等领域具有显著价值。在产业升级方面上，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农业休闲、生态体验等产业融合，可形成“红色+绿色”“红色+文旅”“红色+研学”等多样化发展模式。在基层治理角层面上，通过红色文化活动、主题教育、村规建设等方式，可以强化村民认同感与参与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在文化传承角度上，红色文化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能够形成节庆、讲述、仪式等文化实践，构建具有地域特性的文化生态，强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红色文化资源驱动乡村振兴的多维效应及作用机制

红色文化资源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路径、多主体参与的综合效应体系。从现有实践看，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治理与精神四个方面，形成整体嵌入乡村发展的系统效应。

经济效应上，红色文化资源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通过打造红色旅游线路、建设红色主题公园、发展研学产品等方式，红色文化成为乡村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其吸引流量、激活消费、延伸链条的能力，使乡村具备“文化带动经济”的动力结构。例如，在秦皇岛多个村落，红色旅游与农产品销售、民宿经济、生态产业结合，形成“旅游+农业+文化”的复合模式，显著提升乡村经济活力。

文化效应上，红色文化促进乡村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重建。随着乡村人口流动加强，传统文化弱化趋势明显，文化共同体的基础面临重构需求。红色文化通过其集体记忆功能，强化乡村内部对历史与价值的共同理解。红色故事讲述、主题活动、纪念仪式等，使乡村文化保持活力，推动文化振兴从“保护文化遗产”走向“文化再生产”。同时，红色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共生互动，形成新的文化表达形式，提升乡村文化的时代感与影响力。

治理效应上，红色文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秩序。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共同规则、情感纽带与公共精神。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组织动员传统、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为重建乡村治理信任与公共参与提供文化资源。通过红色教育活动、村史馆建设、党员示范实践等方式，村民的集体意识得到强化，乡村治理实现“文化赋能”下的制度优化。例如，一些村庄通过红色文化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形成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使治理从“外在约束”转为“内生自律”。

总体而言，红色文化资源在秦皇岛乡村振兴中的多维效应，不仅体现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也表现为文化对乡村意识形态、治理秩序与社会结构的深层重塑，是推动乡村振兴体系化推进的重要文化力量。

[本文系基金项目：秦皇岛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5年年度课题“红色文化资源赋能秦皇岛乡村振兴的多维度价值与路径分析”（2025LX188)。]

（作者单位：中国海关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