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荣

当代文坛这些年出版了不少乡土小说，其中不乏鸿篇巨制，一部《红花椒的故事》为何能够成为独特的存在？在对这部小说一读再读中逐渐发现了它能够影响读者心流的秘密。

回望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乡村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他者”。在这些书写中，乡村是被讲述的对象，而不是讲述的主体。《红花椒的故事》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翻转。用合作社章程书写集体经济的新秩序，用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写土地的厚重，用民宿和旅游项目书写家园的另一种可能，“赵花椒”们不是等待被谁拯救或书写的客体，他们自己就是作者。当赵花椒站上联合国的讲台领取农业文化遗产证书，当桃花坞的花椒种子将被宇航员带上月球，这个村庄完成的不只是经济上的翻身，更是叙事主权的获得，桃花坞终于有能力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这种“自述”姿态的形成，与小说作者王矿清密不可分。王矿清是涉县人，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写的是涉县一带的事，用的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他的写作始终与故乡太行山的山川草木、人情风物保持着紧密的精神联系。这种“在地性”不是采风式的旁观，而是一种生命自觉，反映在《红花椒的故事》里，便是满纸熟悉的乡土气息。那一个个带着绰号的人物仿佛直接从墙根下、地头上长出来，他们的欢喜与挣扎都有来处，也有去处。

在他的作品里，充盈着那份“我的故事我来讲”的自由与真实。正因为这一点，他的小说成为当代新大众文艺的独特表达。乡村振兴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但在作者笔下，它被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选择。从办社、入社、分红到申报遗产，作品最见功力之处，就是让每一个政策层面的推进都沉淀为人物命运的起伏，而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赵花椒是全书的定盘星，但她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她的“不计前嫌”不是天生的美德，而是在生意场上的伤害、合作社的危机、“天塌了”的时刻中一步步磨出来的。她身上有一种花椒般的质地：麻，是经历了生活磋磨之后的通透；辣，是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韧劲儿。

《红花椒的故事》还有一个颇具辨识度的设定:桃花坞是“人神共处”的世界，传说中的“九奶奶”通过一代代“瘸腿唱”完成与村民的沟通。这一设定在现实主义题材中显得大胆，但恰恰是这种大胆，让作品触及了乡村的一个深层命题：乡村振兴不只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精神世界的重建。在一般的乡村题材创作中，民间信仰往往被处理为“需要被破除的旧观念”。王矿清却采取了一种更富智慧的姿态，将其视为村庄集体记忆和道德情感的容器。当赵花椒带着花椒种子走向联合国，又从联合国带回农业文化遗产的证书，她成为“九奶奶”的“新替身”。旧替身沟通的是神与村民，新替身沟通的是桃花坞与整个世界；旧替身传递的是香火与祷词，新替身传递的是生计与记忆。

全书最动人的意象，始终是“桃花坞没有桃花”。这个悖论式的命题，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乡村自我书写的宣言。中国乡村在漫长的文化想象中，往往被两种滤镜覆盖，要么是“田园牧歌”式的审美滤镜，要么是“苦难深重”式的同情滤镜。前者把乡村当成乡愁的寄居地，后者把乡村当成启蒙的试验场，但桃花坞拒绝这两种书写。漫山遍野的花椒树，辣而麻的花椒果，既不甜美也不悲情，它就是它自己。这种美学取向与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也与王矿清数十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一脉相承。他允许乡村以自己真实的面目出现：有利益冲突，有信任危机，有“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的明争暗斗，也有“毛驴运动会”式的土味智慧，有“以后的话”里对未来的朴素期许。这种真实不是自然主义的琐碎记录，而是一种有尊严的呈现。乡村的生活本身就值得书写。当花椒种子被宇航员带上月球，桃花坞完成了一次诗意的飞跃：没有桃花的村庄，却把自己的种子送上了最遥远的天际。

王矿清的写作始终扎根乡土，书中的“自述”表明了乡村可以是自己故事的第一叙述者，可以是自己命运的第一责任人，可以是自己价值的第一认定者。后记标题“山头斜照却相迎”取自苏轼的词，那首《定风波》写的是雨中行走的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和王树梁和桃花坞的人们走了同样远的路，从引子里那个只有传说的桃花坞，走到联合国讲台上的桃花坞，走到月球上的桃花坞。回头看去，风雨和晴朗都成了风景。没有桃花的桃花坞，终于开出了自己的花。那花开在花椒树上，每一粒都是红色的，麻的，辣的，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