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其波 刘子超 孙成浩

伴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跨界赋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创新工作范式的同时，自身场域内各类主体的主体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在此背景下探究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性建构，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必须回应的重要命题。

问题之思：主体性消解的三重维度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趋势。然而，若缺少明确的价值锚定与边界规制，人工智能技术将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落实形成深层制约。这种制约在主体性建构中表现为实施主体式微、对象主体迷失、管理主体缺位等问题。

实施主体式微。人工智能在减轻思政工作负荷的同时，也带来实施主体式微的现实风险，一定程度弱化了思政工作者原有的话语权威，部分育人场景中人机交互挤占了师生深度交流的空间，削弱思想教育所必需的情感共情基础。

对象主体迷失。从认知层面看，大学生逐步弱化独立研判、深度思辨的意愿，容易形成碎片化、表层化的认知习惯。在价值判断层面，同质化的算法投喂使学生长期局限于固有认知圈层，难以开展多元的价值比较与辩证反思。

管理主体滞后。人工智能思政应用落地过程中，部分高校出现管理主体缺位的现实问题。在考核评价上，简单以技术平台建设、数据指标完成度衡量思政工作成效，容易扭曲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取向。在资源配置层面，形成数智建设挤压人文配套的失衡局面。

成因分析：主体性消解的深层探究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消解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工具运行逻辑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目标取向存在天然张力，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参与主体又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数字素养的短板。当对应的制度规范未能形成有效约束与支撑时，多重矛盾彼此叠加，挤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性建构空间。

技术逻辑僭越。部分高校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时，优先适配人工智能所能实现的功能条件，直接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本应具备的人文底色。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处理逻辑容易抹平学生个体之间的思想差异。部分高校将人工智能视作人力优化的管理载体，对学生差异化的思想诉求关照不足。

主体素养不足。作为实施主体的思政工作者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实操能力存在明显分化，缺少立足思政工作目标驾驭新技术的主动意识与实操本领。就对象主体大学生而言，不少学生缺少批判性辨识能力，难以甄别算法偏见、辨别网络信息真伪，对人工智能背后潜藏的技术伦理缺少清醒认知。作为管理主体的高校党委与行政部门中，部分管理人员对人工智能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潜藏的风险研判不够充分，存在不会用、不愿用、不善用的现实情况，制度建设落后于技术迭代速度，无法及时化解技术应用带来的各类隐患。

制度治理滞后。高校针对思想政治工作开发的各类智能应用，目前还没有形成通用的建设准则与伦理约束，技术落地缺少可供参照的统一标尺。与此同时，原有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制度在新技术冲击下出现执行打折扣的情况，数据采集边界、算法公开程度等关键环节缺少常态化管控。此外，部分高校忽视人机协同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在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项目考核当中未能观照人机协同育人的内在要求，难以真实评判主体性培育、立德树人的落地效果。

对策之谋：主体性重构的实践路径

化解技术诱发的主体性消解困境，应当立足各类主体的现实矛盾，从唤醒受教育者内在自觉、激活一线育人主体能动性、完善顶层制度规制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重塑实施主体的引领地位。一是凸显价值引领本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认清工作的核心竞争力不在知识存储，而在价值判断力、情感感染力与思想引导力，专注做好人工智能所不能为之事，始终把“传道”置于“授业”之前。二是提升数字素养。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主动学习、了解智能工具的原理与局限，既能善用技术提升工作效能、丰富工作载体，又能清醒辨识技术边界，不为技术所牵引。三是回归思想政治工作前线。高校思政工作者可将人工智能从重复性劳动中释放出来的宝贵时间，更多投入谈心谈话、社会实践、小班研讨、人格示范这类面对面的深度思想引领工作，在真实的人际交往中重建情感联结。

唤醒对象主体的思想自觉。一是提升主体意识，引导学生认清自身在信息接收中的主体地位，对算法推送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持“何以如此”的审视，养成自主甄别的自觉，摆脱对现成答案的依赖。二是开发主体能力，借助议题式、探究式、辩论式教学，让学生在真实问题的辨析与交锋中重建批判性思维与价值判断能力，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启发思考的辅助工具。三是塑造主体人格，培育数字伦理意识，引导学生在虚实难辨的信息环境中守住价值定力，以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涵养促成“知—信—行”的统一，实现由被动接受向自觉建构的转化。

筑牢管理主体的治理根基。一是把好价值方向，始终以“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标准，确保技术应用服从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优化考核导向，把育人成效而非技术应用作为考核核心指标，让评价指挥棒指向人而非数据，扭转以智能平台建设、数据指标论英雄的偏向。三是完善制度供给，出台面向思政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规范，明确学生数据采集边界、算法透明度要求与人工干预机制，为技术落地划定清晰边界，以制度刚性填补监管真空。唯有如此，管理主体方能以制度化力量守住育人方向，为人机协同育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2026年度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成果，课题编号：HBSZKT-2026024）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

投稿邮箱：hbjjrbl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