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源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其核心引领作用愈发凸显。然而，在实际参与乡村社会协同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面临着诸多融合困境，这些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亟待系统性破解。

组织架构与乡村基层治理需求的脱节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基层组织架构与治理实际需求的适配性矛盾愈发显著。当前乡村治理体系仍沿袭传统科层制架构，呈现纵向层级森严、横向职责割裂的特征。面对产业融合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乡土文化传承等复合型治理任务，僵化的组织模式难以有效整合分散在农业、环保、文旅等部门的资源，导致跨领域协同治理陷入“九龙治水”困局。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加速推进，基层治理对大数据分析、政务平台运维等专业能力需求迫切，但现有组织普遍存在技术人才短缺、数字化流程缺失的短板，难以支撑智慧治理体系构建。

上述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瓶颈。一方面，过度细化的权责划分导致基层治理出现 “权责倒挂”现象，执法权限与管理责任错位，基层干部深陷文件流转、会议协调等事务性工作，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处置效率滞后。另一方面，应急管理、新业态监管等新兴治理场景对组织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而传统架构的响应迟缓、资源调配僵化，使得乡村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或新型经济形态时，暴露出明显的治理短板。破解这一困局，需从优化组织职能边界、构建扁平化协同机制、培育专业化治理队伍等维度着手，推动组织架构与治理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动员能力与乡村基层群众期望的落差

在动员群众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基层党组织的能力有待提升。一方面，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党组织自身能力的限制，通过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参与的号召力参差不齐。在一些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偏远地区，产业附加值低、产业链短，难以吸引人才返乡和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一些贫困村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因缺乏产业规划和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基层党组织即便多次动员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响应者寥寥无几。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民主作风发扬不够。在乡村事务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缺乏与群众的充分沟通，导致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度降低，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受挫。课题组在调研发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没有能够与村民认真沟通，从而引发村民不满，形成出力不讨好的结果。群众期望党组织能够真正倾听他们的声音，带领他们实现生活富裕，但现实中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与群众期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资源统筹与乡村基层治理目标的偏差

在资源统筹投入乡村治理方面，基层党组织存在力度不均、方向偏差的问题。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数字技术在基层党建和治理中的应用逐渐普及，但存在诸多问题。据相关调研显示，在已开展数字化建设的乡村中，约60%存在对乡村实际需求调研不足的情况，数字化建设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乡村个性化的治理需求。同时，由于资本驱动，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数字技术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乡村在引入数字化平台后，因操作复杂、维护成本高，最终沦为“面子工程”，进一步影响基层党组织对资源的有效统筹。另一方面，在整合社会资源时，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长远规划，过于注重短期利益，未能将资源与乡村治理的长期目标紧密结合。一些地方在引入企业投资开发旅游项目时，只关注短期的门票收入，忽视了对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本土文化的传承，导致旅游开发后期因环境破坏、文化流失而陷入困境，资源投入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治理目标出现偏差。

协作机制与乡村基层多元主体的失衡

在基层治理中，协作机制旨在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力量，推动基层发展。然而，当前协作机制与基层多元主体间却存在失衡现象。一方面，权力结构失衡明显。政府在基层治理中常占据主导地位，部分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话语权较弱，参与决策过程受限，难以充分表达自身诉求与发挥优势，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削弱了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沟通协调机制不畅，信息传递存在壁垒，各主体间缺乏有效互动，难以形成协同效应，甚至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这种失衡严重影响基层治理效能，阻碍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创新活力释放。要解决此问题，需优化权力分配，赋予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权；完善沟通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多元主体深度协作，实现基层治理良性发展。

基层党组织要突破在乡村社会协同中的困境，必须从优化组织架构、提升动员能力、精准统筹资源以及完善协作机制等多方面发力，以更好地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系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协同治理研究”（编号AHSKY2020D27）]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24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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