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翼飞 马佳丽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可以形成潜在的“新消费群体”，会带来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

稳定并不断扩大总需求，是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稳定总需求就要充分发掘内需潜力。立足国内市场、挖掘内需潜力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石。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下简称“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通过补齐民生领域设施与服务的短板，有助于拓展投资空间、释放消费潜力。从消费拉动作用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现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形成了潜在的“新消费群体”。市民化可以通过改变收支预期、降低不确定性、改变消费文化等途径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使他们“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从投资拉动作用看，市民化也会带来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拉动领域

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支出法的构成项目选择市民化的拉动领域，按此计算的拉动效应可直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中，故可以计算出对国内总需求或GDP的拉动效应。市民化主要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和消费。

投资领域。市民化对投资的拉动主要表现在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和市政公用设施等领域。住房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或无能力在所在城市购房，或无资格享受住房保障，因而限制了其住房投资需求，如能达到城镇居民平均住房水平，还有很大的投资需求可释放出来。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是影响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其中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是对市民化影响最大的几个领域。服务设施是提供服务的载体，要保障平等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必然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资。补齐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设施短板，不仅能够产生直接投资增加，还能间接激发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和其他领域投资需求的增长。市政公用设施是城镇健康运行的基础保障，其建设要与人口扩张相适应。因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要覆盖农业转移人口，如此市民化将产生很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

消费领域。社会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在居民消费上，受相关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平等享有各种公共福利，导致他们在城镇的生活成本增加，抑制了其消费增长。消费抑制表现为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城镇户籍居民，实现市民化意味着两者消费倾向达到相同水平，从而拉动居民消费增长。政府消费支出从另一个角度衡量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农业转移人口在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也反映在政府消费支出差别上，其中对市民化影响最显著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实现市民化要弥补这两个领域的人均政府消费支出差距，这将拉动居民和全社会消费的增长。

三方面发力快速推进市民化

在当前外需疲弱、内需不振的形势下，加快市民化对稳定总需求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为使市民化能够快速推进，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除个别超大城市外，逐步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落户限制。此前300万人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已全面取消，但关键在于300万人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更多，户籍吸引力也更大。对不愿或者暂时不能落户的人，通过居住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断缩小居住证上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与户籍之间的差距。

第二，市民化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标准。当前，落户仍被视为解决市民化问题的主要途径。然而，随着城乡福利差距的缩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放弃单纯以落户城镇为导向的市民化思路，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市民化的标准，使其基本生活条件与户籍人口一致。充分尊重农民工“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双向选择权利，防止出现农民“被市民化”的问题。

第三，多措并举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研究发现，市民化对内需拉动最大的领域是住房，因而应把满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作为工作重点。一是要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大土地供给力度，研究保障房供给的投融资机制，加快提高保障房的覆盖率；二是要积极通过建设共有产权房、集体建设用地建房等多种方式，增加市场住房供给，让其购得起、租得上、住得进；三是要在保障其农村产权基础上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建立和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使其农村资产价值能够实现，为融入和定居城镇提供“第一桶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稿件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