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 曾婷
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思想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笔者认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中蕴含的法大于权、执法法大于情以及监察制约等极为丰富的依法治国的思想，在传承中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法治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民主与法治的伟大目标而努力。
传统法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法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
在历史上，中国古代社会以皇帝为中心，实行皇权至上和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言出法随，口含天宪。但即便如此，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依旧很早就认识到立法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提倡要遵循法律高于权力、大于权力的法治思想，一切执政者应该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春秋时期法学家管子在《管子·任法》中提出“君臣上下贵同皆从法，此谓大治。”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人都应该遵从国家法律，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大治的社会。正所谓“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便是这个道理。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商鞅明确提出“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也曾提出“明言之道，一法而不求智”，说的就是贤明君主的治国办法是治国必须立法、立法基于民心，而不是依赖于个人想法、个人才智，应当把法律置于权力之上。
但儒家思想则是主张和崇尚教化的，认为应该以礼治国，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伦理纲纪办事，也即传统法治思想中，礼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法主要是用来维护礼教和弥补礼教的不及之处。如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尽心下》中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和现代民主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传统法治思想中隆礼重法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既要以礼服人，必要时也可以动用严酷的法律，以纠正人们的不良行为。
二、执法时遵守法大于情的原则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执政者乱法现象很多，“人情大于王法”即是很多封建王朝贵族的“基本操作”，故更加凸显出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的法大于情的重要性。《管子·七法》中说过“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北宋司马光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这就为很多明智掌权者提供了正确的选择，即在执法时坚持法律高于亲、社稷重于戚的正确原则，不会因为犯法者是亲朋骨肉而徇私枉法。
在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法大于情”的理念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公正之路。历史让人们深知，只有坚守法律的尊严，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公平。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传承和弘扬这种法治精神，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个人的身份、地位或情感因素而有所偏袒或歧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更加和谐、有序、公正的法治社会。
三、具备基本的监察制约制度
对于法律权利、执法的制约和约束，早在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就已存在用制度和机制来制约权力，防止其滥用的思想，如用分权制衡来限制君权和贵族的权力。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其基本的政治特征，国家的一切事情由君主说了算，君主是名副其实的治国理政的主宰，包括立法和执法。为解决君权过重、枉法的情况出现，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分权共治思想，他认为应该加重相权，以分君权；君臣共制，以弱君权；地方分制，以制集权。另外，古代很多朝代也广开言路，不断增强政治公开性，逐渐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以达到维护法治原则、建设法治社会的目的。
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虽没有国家制度形态的民主，但其法治思想也提倡以人民为主，不能任由君主搞“一言堂”。由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便凸显为礼法结合，关注到儒家的“三纲五常”礼教观念，并将其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更多的时候是“礼法并用，法德兼施，德主刑辅”。
传统法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法治思想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时代的持续变迁中，传统法治思想依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不仅为当代法治国家建设带来启示，更是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的法治资源和思想进行认真的挖掘、分析和梳理，珍惜并善待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发展和创新，从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一、为新时代法律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传统法治思想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为助力新时代法治建设与完善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传统法律资源。现代法治体系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汲取传统法治思想中的精华，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内涵，使现代法律体系在保持权威性的同时，也能够更贴近人民群众。如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在现代法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法律这一种约束手段，要坚持“两手抓”，在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也要重视和加强对国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法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普遍性、约束性和强制性，但一味地使用则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与此同时，更应该加强国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思想道德素质，让人们能够建立起内省机制，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全体国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增强国民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更是对法治体系的重要支持、实现良法善治的必由之路。
二、为宪法实施提供历史借鉴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社会文明进步色的重要标志，它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新阶段，达到新高度。众所周知，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立法与执法的动态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日新月异，宪法的实施面临着诸多挑战。要确保宪法实施的精准无误，人始终是核心参照。在立法与执法的每一个环节，人都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基准。《左传》中说过“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完善的国法，既要能够在国都贯彻，也要能够在偏远的国土上被尊敬、贯彻、自觉执行，这样天下才能够太平。商鞅的《商君书·定分》中指出“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也即法律法规的制定要能够让人明白，看得懂，这样才能更好地遵守，同时，这也显示出传统法治思想中对普法宣传工作的重视。宪法作为我国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适用于国家全体公民，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它不仅是现代社会普遍遵循的法治原则，更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尤为重要的是，宪法具有长期稳定性，不会因一时之需而轻易变动，这正是其权威性和可信度的体现，让百姓得以安心，国家得以稳固。宪法的实施，只有做到人人皆知，入心入脑，才能最大程度地巩固宪法的实施基础，彰显其深远意义，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繁荣、公正的未来。
三、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法律是一种知识体系，其必须时刻凌驾于国家和文化之上，但也必然要融合于民族和地区精神，这样才能充分融合法治与德治，使其两者形成稳定和融洽的应用关系，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一点在传统法治思想当中有着众多的体现，如从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儒家的道德内容以仁、义、礼、智、信为主线，是一套超越统治者立法之上的理想法则，是衡量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标准。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显然，孔子认为德治才是主要手段，而“刑”即法治只是辅助手段。崇尚德治即要实行德教，并且认为德教比刑罚更重要，也更有成效。西汉时期刘向也主张治国“先德教而后刑罚”，即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一些崇尚法治的人士，他们也并不否认德治的作用。如管子管仲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也重视德、礼。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商鞅岁让曾经反复告诫国君要“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但也不否认礼与德的作用，并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的思想。即使在韩非“术”的思想中，也未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他提出:“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曰: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 ，也反映出其对道德手段作用的一定认同。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均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重视法治与德治，以道德引导民众，以法治规范行为。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语
中华传统法治思想，历经千载沉淀，积累了无尽智慧与深厚底蕴。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它不仅为现代法治体系提供了鲜活的思想资源，更为宪法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的镜鉴，引领我们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辉煌征程。新时代的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其思想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互补互助，互相促进，共同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