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东 邹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议通过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以及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等四种效应，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生产力提升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中，由于利润和劳动力成本受到双重压力，劳资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调整劳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从价值生产来看，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劳动本身也分为多种类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简单劳动。严格来说，复杂劳动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劳动，与普通劳动相比，技术劳动理应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高的份额。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要不断提高技术劳动报酬。为此，要协调好生产过程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的关系、普通劳动力和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完善工资形成和增长机制，严格遵守最低工资制度，保护普通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鼓励劳动者提高受教育程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突围”，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研发人员和创新人才的劳动收入。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还要特别重视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功能，鼓励劳动者通过创造和生产数据、信息等方式参与分配。

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载体在产业。只有缩小产业发展差距，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才能从根本上缩小从业者收入差距。“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四个协同”中，实体经济被排在第一位，突出了壮大实体经济的鲜明导向。我国经济从低水平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进行切换，将通过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协调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就是要吸收和引导各种资源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向制造业流动，推动本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升级，提升实体经济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缩小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特别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之间的差距，推动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针对我国制造业核心零部件和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现状，要加大高附加值零部件环节的进口替代力度，构建本地化的产业链配套。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核心技术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能力提升，促进我国制造业从简单组装、辅助零部件制造等向高级组装和核心零部件制造的产业链节点攀升。围绕集成电路、关键电子元器件、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高精密数控机床、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技术开展集中攻关，力争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新建扩建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新兴行业实现突破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制造业本土企业向营销、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打造自主品牌，积极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营销网络和流通体系，利用高端产品服务和高溢价品牌，提高制造业利润率，增强实体经济实力。

推动实体经济资源集聚，并不是抑制金融产业发展，而是要促进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实效，要着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完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创新，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通过建立健全产融对接常态化机制，支持实体经济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升级，促进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良性互动，缩小两个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差距。

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

区域是开展生产活动的载体，也是分配结果最终落地的空间。当前，我国仍存在着东西部、南北方、沿海内陆、平原山区等多种形式的区域发展差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生产活动来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根本上来看还是要协调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中，本土企业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局限在最基本的制造、包装和加工环节，而构建“国内大循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本国区域内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具体来说，各区域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占据产业链条的不同节点，开展差异化的分工协作，由此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区域能够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从而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从政府角度来看，要发挥其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采用各种政策推动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协调。一方面，要着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东北全方位振兴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在符合其资源投入要求的区域进行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各行政层级的平行对口帮扶、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产业协调等政策手段，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区域间顺畅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不同区域都能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以此促进区域共同富裕。

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

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中，农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仅仅停留在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和普通劳动力的层面。随着国内制造业所面对的国际市场萎缩，出口需求减小，各经济主体都受到影响，其中，缺乏技术能力、劳动力替代程度高的进城务工人员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对城乡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改变“农村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城市吸收农产品和劳动力”的单向资源流动路径，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走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和城乡共同富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部门应着力促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回流，大力发展两种产业。一是技术劳动密集的新型农业。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广泛应用以互联网为核心媒介的信息化技术，这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有效打通农产品销路，同时，农村劳动力的经济自主权显著增强。农村劳动力通过专业化技术培训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并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形成了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载体，特别是大力发展以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把农民增收建立在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二是重点发展品牌农业。品牌农业是以品牌化方式体现特定农产品特色，突出竞争优势。在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带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具有极高的品牌价值和竞争力，因此，“品牌”战略不仅将农产品“品牌化”，也是将地域“品牌化”，即发展具有农村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以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实现农村各产业整合升级。由于城市居民对绿色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向往体验农耕文明，农村地区可因地制宜，突出文化特色，促进传统产业朝着品牌化、个性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在着力发展技术劳动密集的新型农业和品牌农业的基础上，城乡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表现为中心城市带动大量三四线城市、县级市、县城、中心镇的发展，城乡之间经济来往更加频繁，城乡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域实体连接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状且相互渗透的区域综合体，有望形成城乡共同富裕的良好态势。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稿件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