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鑫 王朋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深入探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并经过以下三个时期的演变逐渐完善：1978—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制度的突破，“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富”的讨论表明了效率优先于公平的思路；1992—201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理论的改进，逐渐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2012年至今，新时代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力水平、生产要素与过去发生较大变化，收入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面临着新的矛盾。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均进行了扩展，技术的进步主要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主，收入分配制度如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如何保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

加快数据要素产权界定，让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资本、技术要素一样做出重要贡献，可是当前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尚不明晰，因此要加快生产要素尤其是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让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的积极性，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加强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宏观调控，促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政府应加强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宏观调控。由于要素产权界定以及来源不清晰，我国要素收入分配存在分配不均等、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进而导致再次收入分配中收入差距逐渐恶化，因此政府需要采用宏观手段对要素分配制度进行调控，充分保障每一位要素所有者的权益。初次分配的完成主要发生在市场经济机制中，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无法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劳动要素往往因自身因素或后天资源的不均等导致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此时的收入差距无法单纯靠市场来缩小。此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社保以及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措施对市场进行干预，同时发挥第三次收入分配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公益性力量在实现共同富裕上的作用。

另外，政府应制定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条例，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从而使劳动者拥有一定的谈判能力去维护自身关于工资与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针对收入过高的群体，政府应完善相关的收入税与财产税，例如向富裕群体征收高额收入税和财产税。

注重自身数字技能水平的提升，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提高劳动报酬的机会。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保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的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自身技能水平，尤其是自身的数字技能水平。劳动者应积极参加技能培训，提高自身职业技能水平，促进劳动者由普通劳动力转化为劳动力资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劳动者同时拥有劳动力商品价值和劳动力资本价值，这是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基本路径。针对各产业对劳动者技能需求的特征，劳动者应积极参加各类“专业化”的培训，以满足当下社会对更高素质、更加专业的劳动者的需求。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数字经济创造出新的就业需求。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想要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同时发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过去理论与经验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数字化相关企业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经济效应，削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的替代带来的降低劳动报酬占比的消极影响。自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需从要素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而数字化可作为创新的新引擎。充分发挥数字化在新经济业态模式中的应用，在替代掉部分劳动力的同时，创造出一定规模的兜底性工作岗位吸纳失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

构建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推动数字相关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政府应构建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规范的平台使用、数据算法等制度规则、行业公约与标准规范。推动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常态化发展，将企业的大数据杀熟、屏蔽封杀等滥用行为纳入常态化监管，推动数字相关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构建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有效规避传统市场经济存在的缺点，例如信息不对称、技术垄断等。逐步建立并完善相关行业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规范有序发展，促进数据共享、完善数据保护。

（作者单位：李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王朋岗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