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他们在异地他乡面临着医保、文化差异、夫妻两地分居甚至语言不通等问题。

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优老政策，但调研发现，有的政策相互“打架”，有的政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距。

“卸”不下的十斤药袋

今年64岁的任建国自2013年起，每隔半年要跟老伴儿一起从吉林市来到石家庄照顾外孙。老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加上心脏支架手术后需要药物维系，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多达5种，一天三次。

“吉林的医保卡在石家庄买药不行，因此每次去石家庄之前，我要在吉林市的多家医院拿着医保卡去开药。由于开药有时间限制，这个事情很不好办，免不了托关系找熟人。5种药开足半年的量，袋子提起来近10斤重。”任建国说，“2013年开始，我这只‘老鸟’就驮着快10斤的药袋子每年从吉林飞往石家庄，从没卸下来过。女儿总劝我们发快递，但害怕路上有遗失，我们还是选择背着。”任建国说。

64岁的吴爱芳是湖南人，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吴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与儿子儿媳同住，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

平时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吴爱芳会去社区医院看病，而如果身体有状况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她就去大医院，偶尔也会去药店买点常用药，但不管是药店、社区医院还是大医院，门诊费用的报销都让她感到很复杂。

在走访过程中，多地外地老年人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本地医院凭医生处方开药，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就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说，随着我国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流动人口中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必须从全国层面出台政策，才能保证这些老人能够便利便捷地使用医保。实际上国家层面已经有相关政策出台，问题是如何保证全面落实，即政策执行的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我国医保基本是按照省份统筹的，老人异地就医相对较为困难，虽然个别地区解决了老人异地医保报销问题，但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没有解决，随着流动人口中老年人的增加，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靠一个市一个省的力量难以突破，如果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省份能逐渐与其他省份联手，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这个问题。如果能达到全国统筹，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也要考虑体制、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陆杰华说。

“走”不出的孤身茫然

两年前，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王燕老人被女儿接到呼和浩特帮忙照顾外孙。她向记者坦言，自己总是感到非常孤单和焦虑。“女儿、女婿每天早上很早出门上班，中午不回来，晚上加班也很晚回来，外孙的一切事务都由我来管。没有帮手，没人能说说话，每天累到不行，心理压力也很大。”王燕苦恼地说。

今年89岁的王贵香老人，跟随64岁的女儿从山东济南来到石家庄。因为王贵香的外孙女刚刚生了孩子，需要人帮忙带，但王贵香本人腿脚不便也需要人照顾，只得跟着女儿来到异地。

外孙女、外孙女婿给老人租了一个房子。早上，女儿给王贵香做好饭后，就赶去自己女儿家里上“上午班”；中午回来给王贵香做午饭，再回女儿家上“下午班”；晚上依旧往复。

“每天女儿走了以后，我就自己在房间里待着。因为坐轮椅，不方便下楼，我也害怕出问题给儿孙们添麻烦，就老实待在楼上看电视。时间太慢了，每秒钟都挺难熬。我想回自己的家。”王贵香说。

像王燕、王贵香一样的老人离开家乡来到异乡，面临着对当地语言、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不同等诸多问题。即使孩子们能够让“老漂族”们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老人依然要忍受孤单和焦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诸多老年人以亲代为寻求养老支持或帮助子女照料幼儿，在经历留守后成为“老漂族”。

伍海霞对记者说，“老漂族”的出现体现了我国当代的家庭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变迁，即已从传统的以亲代为重心的父代权威转变为以为子代家庭投入为重心的子代权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幼儿托育、儿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为老服务的不完善。

“兑”不成的“空头支票”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措施。相关条款从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商业服务等方面，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政策很好，但实际落地情况不一。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车站、机场、医疗机构等场所，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务窗口，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票、船票、飞机票，优先托运行李、物品，在各类医疗机构优先就诊、化验、检查、交费、取药、住院。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述规定在个别地方形同虚设。

很多受访老人反映，他们经常要在异地孩子家和故乡老家之间往返，进出火车站都是正常排队，没有所谓“绿色通道”，也不知这样的通道设在哪里。而在山西某心血管医院，记者看到，早七点排队挂号的长队中，很多老年人也站在其中。

同时，记者通过走访了解，“老漂族”群体近年成为社会热点，需要政府关注，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一些地方老龄组织的职能却在弱化。

“过去是协调各部门，现在只能搞老年宣传，组织点儿老年活动，处境很尴尬。其实，社会需要能体会老年人处境的政府组织去发现问题。”太原市一位长期从事老龄健康服务的工作人员坦言。

此外，多地老年人反映，几年前国家发文要求停办老年人优待证，凭身份证享受待遇，但在有些地方想要享受优待还必须持老年证。

“每年都要接待一些异地归来的老年人办证。很多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龄委的办公地，却办不了证，免不了有一肚子委屈和怨言。这种政策打架的情况不少，因为地方有自己的规定。”山西某市老龄健康事业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伍海霞看来，“老漂族”问题的产生源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不足。目前，不同省区、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户籍分割现象，不同户籍身份群体可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存在差别。老年人流动到子女生活地后受户籍限制难以被纳入流入地的医疗、老年人福利体系，不能全面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策和省份之间的联动与支持。

“近年来，‘老漂族’数量不断增多，但整体对待老龄工作的理念和体制还是只关注本地老年人，导致外地老年人难以享受本地优惠政策。因此应当改变工作理念，对老年人一视同仁，让老年人老有所为。”陆杰华建议，各部门应当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要考虑相关老龄优待政策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每年全国和各地制定的与老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少，但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对此都有所了解、都能享受到，所以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多种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

“‘老漂族’漂得安心需要国家、社会、社区、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努力。”伍海霞说，比如国家需要加强户籍管理、医疗保障、幼儿托育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调整和实施。

她建议说，在户籍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进居住证登记制度，放宽或简化直系血亲的入户政策，保障投奔子女老年人的福利和权益。

（本报综合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法治日报 光明日报 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