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军 胡新如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在基本政策、科技创新产业链、创新共同体方面加大了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力度，政策制定考虑到了政策目标之间、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政策主体之间的协同，基本政策维度主要是通过拉动、推动途径起作用，产业链维度主要是通过融合、管理维度起作用，共同体维度主要是通过聚集、合作途径起作用。

北京环境面政策工具主要运用于科技规划、经费管理、人才培养管理、科研设施和实验室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创新和科研风气培育等领域，凸显首都创新体系、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突出其在这些领域的推动和拉动作用。天津环境面政策工具主要运用于知识产权管理、项目验收和管理、行动计划等领域，需要强化绩效评价、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政策供给，以此推动和拉动区域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河北省环境面政策工具主要运用于科技规划和行动计划、创新能力提升、基地和项目管理、双创风气培育等，需要在营商和政务环境、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管理等方面强化政策供给力，由此推动和拉动区域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从供给面政策工具看，北京资金资助突出首都科技创新体系和提升、国际科技合作和引进、科技服务业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扶植等方面的资助和奖励。天津资金资助突出雏鹰企业、瞪羚企业、科技领军企业、众创空间等方面，需要优化人才链和产业链融合政策供给。河北供给面政策工具主要体现在支持企业研发、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平台和空间等方面。从需求面政策工具看，北京强调通过促进知识产权运营完善、大数据交易所建立、市场服务业和品牌机构扶植等方面促进科技产业市场化发展。天津强调通过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消费和贸易升级、外国人才来津投资等措施促进科技产业市场化发展。河北强调通过成果转化、众创空间市场化、科技服务业市场化等促进科技产业市场化发展，在知识产权、生产性服务企业培育方面政策供给不足。

京津冀三地政府自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加大了基本政策的总体供给，由此也大大提升了三地科技创新的综合能力。但是，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仍存在同质化严重的问题，科技创新出现极化现象。因此，三地需要从区域科技创新和创新共同体层面进一步明确目标定位，并通过主体—目标—工具多维度层面实现政策协同。从政策主体层面看，需要进一步优化区域内政策沟通，推动政策主体间纵向和横向协同治理结构，提升政策协同制定、落实、评价、调整的水平。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经济和产业布局有了新的变化，但是梯度性差异仍然存在，呈现新的非均衡状态，需要通过加快区域内科技创新节点和支点城市的建设来改变这种非均衡状态。

从基本政策供给层面看，创新源地区需要从环境和供给层面赋予承接地更多政策支持，而承接地则需要从环境和需求层面提升创新能力和技术吸纳需求动力支持。从供给结构上看，三地产业维度政策工具供给在研发维度供给最为充足，但推广和服务环节、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环节供给偏低。未来需要更新和优化研发维度政策供给，优化和增加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环节政策供给。

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区域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从定位上看，北京是创新引领和发源地，天津和河北是作为北京创新产业重要承接地。未来需要三地基于这一定位从“产业链、供给链、价值链、创新链、空间链”的角度优化产业维度政策供给，通过创新链区域深度整合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和发源地的溢出效应、示范效应。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推动了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步伐，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政策供给大大增加，并促进了协同机制和创新网络的发展。三地政府通过示范区、科技园区、实验区、创新平台等强化了区域内创新共同体建设，并通过协同规划和行动计划、协同措施、协议进一步推动了示范区、创新平台等实现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未来需要在平台建设、科技产业链和产业服务、合作示范区、改革实验区等层面增加政策供给，需要在京津冀科技创新和共同体建设方面出台专项规划，需要推动更多层级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达成合作协议，需要更多的政策创新推动中关村、滨海新区、雄安新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战略研究方面，三地要有战略对话和顶层设计，要切实从政策协同层面推动京津冀科技创新战略性研究项目落地。在基础研究方面，三地要以基础资源共享、基础研究资源自由流动、基础研究数据库和成果共享、基础研究专项和联合申报等作为政策协同重点，推动基础研究区域长效合作机制建设。在成果转化和运用方面，三地要以评价与考核，“研发—孵化—转化”产业链合作，科创中心空间布局优化、转化与运用政策激励创新等作为政策协同重点，推动成果转化和运用长效机制建设。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