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烨 李萌雨

作为中国最大的即时通信软件，微信的使用人数已超10亿。而作为微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朋友圈是个体发布内容并进行浏览互动的重要渠道，成了个体进行自我形象塑造和展演的重要渠道。用户在朋友圈中发布和生活工作等相关的图片、文字、视频，传递自己的情绪状态供自己或他人观看，并与之互动，已经成了网络生态中独特的景观。个体是如何在朋友圈进行形象展演的？这种展演的目的是什么？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社会动机是什么？考察个人在不同于传统线下环境中的自我展演和形象管理的行为在当下十分重要。

本文通过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为基础，探究青年群体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形象塑造与管理的文化实践。笔者以年龄在19—25岁之间、微信使用时间在三年以上、三个月内发布至少15条图文结合朋友圈等为指标对被研究人员进行初步筛选，对其朋友圈内容及互动反馈情况进行观察，并选择其中8位作为正式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时间在30分钟以上的访谈，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有时，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目的纯粹是为了给他人塑造某种印象，使对方做出预期的回应。”戈夫曼在对个人展演进行分析时指出，个人在对他人进行展示的时候处于“前台”，即他人可以之间观察到的完全暴露的场所。虽然朋友圈并不是个人直接面对面展现在他人面前，但是其图文内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个人当时当地的信息。用户可以将生活照片、个人感悟等能够展现自我状态和情绪的图文发布至朋友圈，从而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和展示。同时，媒体平台具有的虚拟性特征为个人提供了更多塑造和管理形象的可能，发布者可以通过修图、排版、设置发布时间等多种方式打造他人可能满意的形象。在访谈过程中，许多受访者都表示会在内容发布前对图文进行精心管理，这种“只有内容完美才会获得认可从而获得自我满足”的逻辑已经嵌入整个流程，用户也成了被技术和媒体规训的对象。虽然现在的朋友圈已经提供了“仅自己可见”“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等功能，但是发布前的准备流程并未因此减少，因为这种管理功能都属于事后管理，而一旦个人觉得已经发布的内容有损自己的形象，此类管理功能都已经无济于事，因为内容已经被好友一览无遗。

个人在发布精心整饰过的朋友圈后，在满足心理的作用下，还会时刻关注图文的互动和反馈状态，主要体现为查看点赞和评论数量及内容，并作出不同的反应。面对正向反馈内容，个人通常会选择积极回应，“如果有人给我点赞或者夸我这条朋友圈好看，我就会回他可爱的表情，还可能会去点赞他的朋友圈。”这种积极正向的互动虽然是在线上进行，通常也只是依靠表情和文字作为媒介，但是却能给发布者带来心灵上的满足，并持续维系良好的社交关系。而面对负面的评价则会选择忽视或者与之辩论，“我有时候会直接去私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不论是哪种应对方式，都能够对双方的社交状态产生影响，这种线上的社交状态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线下的真实人际交往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一次的互动并非水过无痕，而是会留存于双方的印象之中，影响下一次的内容发布和互动。如果此次的发布时间相较于以往获得更多的点赞和评论，那么下一次个人还会选择相同的时间发布，内容类型、文案选择同理，由此形成闭环，持续影响用户在朋友圈中的内容实践。同时，微信作为延伸性媒介，已经成为个体的“器官”难以剥离，个人不得不与他人时时刻刻保持连接，过往必须面对面才会有展演情景出现的境况已经不复存在，文字甚至表情符号都在展现个人的状态和情绪，更遑论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朋友圈图文及视频。这种时刻展演的状态虽然为个人带来了交往的便利，但是也让“前台”持续展示在他人面前，交往和管理的疲惫随之而来。

微信作为熟人社交的典型，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处于他人的凝视之下。同时，自我对社交的需求也不得不迫使其时刻注意言行。微信朋友圈作为公开呈现个人状态的平台，也受到所有好友的关注。虽然呈现手段不同，但是当过多的展演引发了麻木疲倦的心理后，个人便会选择逃避策略，即转换目标或平台来进行主动规避，如放弃微信平台，转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这并不代表个人完全放弃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只是将更加真实的自我放置于他者难以观察到的空间之中。当失去了他者的“监视”，个人能够个更加真实地表达自我，“微博就是我的垃圾站，想说什么都可以。”这种脱离熟人圈层转向多平台并存的形式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这也是在被规训之下的积极反抗。

然而，这种反抗在越来越呈连接化的网络社会中的作用愈发微小。许多平台会在后台默认将内容推荐给“可能认识的人”或“通讯录好友”，当之前希望能够回避的他者出现在其他平台时，真实自我暴露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个人只能面临继续表演或转移平台两种选择。当真正的无远弗届在技术的加持下成为现实，个人又该如何寻求自由天地也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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