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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党史记载，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从那时候起，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家在农村，就回老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吧。”就这样，按照李大钊的嘱托，弓仲韬主动放弃城市生活，秘密回到了老家台城村。

施一碗热粥

1923年，安平县遭受大水灾，贪官污吏欺压搜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兵匪劫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弓仲韬明白，人民的苦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他下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思想。

“为掩人耳目，他卖掉自家的20几亩地，以办‘平民夜校’为名，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步出纪念馆，杨新杰推开了位于南侧的平民夜校旧址的大门。他说，弓仲韬就是在这里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启发农民觉悟的。

“那时候的人穷啊，饭都吃不起，更别说去上课学知识了，弓仲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上课，搭建了粥棚，给来听课的农民发粥喝。”杨新杰说，听说上课还有热粥喝，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启发了农民的觉悟，宣传了党的主张。

“头戴绫罗宝盖，底下八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里少米无柴。你们谁能猜出来是什么字？”站在平民夜校的课桌椅旁，杨新杰介绍，这个字谜是弓仲韬当时给学生们猜的字谜。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后生，大声说：“我猜出来了，这是个穷人的‘窮’字！”此人便是弓凤洲，后来成为弓仲韬发展的第一名党员。

“我们不光要认识这个字，还要弄清这个‘穷’到底是怎么来的。大家想想啊，这‘绫罗宝盖’不就是官府吗，咱穷人不光一无所有，还得‘见人躬身、逢人施礼’，这官府老欺负着咱们，咱平头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

“人家官府势力大，外国洋大人也厉害，咱们干不过他们啊！”杨新杰说，这是当时以弓凤洲为代表的穷苦人的心声。弓仲韬却说：“一个人两个人是干不过，要是咱们所有的穷苦人都挺起腰杆子，都发动起来，那会是什么样呢？”

经过弓仲韬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建立农村党组织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1923年8月的一个深夜，他在家中主持召开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成立中共台城村特别支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支部就这样在台城村诞生了！

在此基础上，弓仲韬不失时机地组织短工罢市斗争、雇工罢工涨资、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发动小学教师增薪斗争……革命的火种在安平大地开始燃烧。这一革命火种对中国北方农村早期党组织的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传一脉星火

革命火种一经点燃，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在台城特支的影响下，安平县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927年年底，全县已有台城、任庄、彪冢、齐侯町、敬思、北关高小和台城女支7个党支部，5个团支部，全县的党团员总数已达百余人。

“我爷爷就是受弓仲韬的感召走上革命道路的。”回到台城村村委会会议室，杨新杰拿出爷爷杨年丰的珍贵照片告诉记者，1927年，爷爷接过台城村党支部书记的接力棒，在白色恐怖中，顽强地开展党的革命活动。

杨新杰说，无论任何时期，党的旗帜始终在安平县高高飘扬。战争年代，无数安平儿女响应号召，踊跃参军。新中国建立后，历经磨难的安平人民，始终牢记历史使命，从红色传统中汲取力量，追求新生活，创造出新的业绩。

“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和老党员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让我更加理解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杨新杰入职起，他就下定决心，要以弓仲韬为榜样，一定要把台城村建设得更美，让百姓生活得更好。

如今的台城村，靠着丝网加工产业，村民人均收入超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新一届台城村党支部正积极探索“红色旅游+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让台城成为集革命传统教育、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红色旅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