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亚红 张笑宇

胡学文　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私人档案》等四部长篇小说，《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等十三部中篇小说集。曾获《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首届“鄂尔多斯”奖，青年文学创作奖，孙犁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奖项。

“把别人当傻子的人，自己就是最大的傻子。”这是2015年上映的影片《一个勺子》里的台词，由陈建斌自导自演。这部影片在51届金马奖上获得五项提名并最终斩获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导演奖。这部剧就改编自胡学文的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

熟悉胡学文作品的读者会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在面对生存困境时，会以一种执拗的状态坚守自己的信仰，比如《在路上行走的鱼》中的杨把子、《极地胭脂》中的唐英、《麦子的盖头》中的麦子等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同一种气质，为了一个目标虽九死也不悔。从事文学创作20多年的胡学文为何对“小人物”如此专注？他笔下的“小人物”又代表着什么？记者专访了胡学文，听他讲述他的“小人物”。

记者：您好像不太愿意给自己笔下的人物贴上“底层”的标签？

胡学文：因为“底层”两个字似乎不能囊括小人物的全部，或者说给人的感觉是只有人之小，没有心之大。而小人物一方面平凡普通，另一方面也能让人感受到“小”这层外衣包裹着的“大”，那种心灵层面的宽阔让人着迷。尽可能地去发现和呈现这种“小”之后的“大”，是我对自己小说写作的期待和要求。

比如一个王妃对儿子的感情，和一个洗衣女对儿子的感情，你能说谁的感情更高贵吗？如果有差别的话，王妃可能送把宝剑，洗衣女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玩具，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是相通的。表现她们身上那种情感的闪光点，就是我着重要写的。

记者：从1995年您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到现在20多年了，您一直关注现实、关注“小人物”的创作，为什么？

胡学文：因为我出生在农村，是在农村长大的，18岁以后在乡镇当老师，后来一直生活在县城，接触的都是些“小人物”。我对这些“小人物”有感情、有激情，我愿意写他们。

现实存在的一些事情，确实能触发我创作的灵感，但是我作品的大部分内容还是虚构。

记者：您指的虚构是到哪种程度？

胡学文：我所说的虚构，是指文学是需要创造的，它不是对生活的照抄，创作过程中要融入作家对人、对一个时代的认识。

这个与作家的阅历思想都有关系。所谓的文学创作不是说哪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它记录下来，而是说为什么能发生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在未来有什么意义？

比如写历史文学，它毕竟会涉及一些历史知识、制度、礼仪服饰、餐饮等等。故事你可以随意编一个，但是具体细节，比如他怎么喝酒、用什么酒具、穿什么服饰、用什么语言，必须得做实，这个是不能虚构的。所谓的虚构一定要有个度，是很严肃的虚构，而不是胡编乱造。

我们所说的真实分两方面，一种是生活的真实，一种是艺术真实。写小说应该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只有艺术的真实才有感染力。我们要去研究一个时代。比如说新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写新时代什么？如果写新时代的乡村，新时代的城市，那么写乡村写什么？写城市写什么？并不是说乡村盖了几排房，城市盖了多少高楼，而是说在新时代当中，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他的精神、他的追求，甚至他的困惑。所以说，文学表达的还是深层次的，就是人的精神、人的生活。

记者：那您接下来会去写怎样的作品？

胡学文：我现在正在写一个50万字的长篇小说，其中的一个人物活了一百岁，她是一个接生婆，从她十几岁接生到她九十岁，接生了12000人。这个人物性格依然很坚韧。

我喜欢这样性格的人。他们要想活出个样子来，执着和坚守是唯一可以依靠、可以从内心获得的。生存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不坚韧。这是他们的力量，也是我写作的力量。

我们一直在说要推动文学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创作是需要激情的，需要用文字、用语言，用想象、用比喻，有情感、有思想，这些东西都需要激情，没有激情写出来的就是干巴巴的，不会有影响力。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有生命的，它和你在创作时候是否有激情有关系，是否有自信也有关系。其实还是要有一种精气神在里面，既是作家的精气神，也是作品的精气神，是要向上的精气神。